当下俄罗斯电影怎样讲述青春疼痛？
◎黑择明
今年的俄罗斯电影展日前在北京、苏州、黑河三地举办，同步展映了六部近年来的俄罗斯电影佳作，其中有四部是以青春期少年为主人公的，分别是《从头再来》《三分钟沉默》《迷失季节》《捕鲸男孩》。后两部尤其出色，分别用不同的质感呈现了真实的、青春的疼痛。
“青春疼痛”
“青春疼痛”这几个字在坊间或许会给人不佳的印象，这可能与某些电影的悬浮感、矫情感有关。矫情即拧巴，比如毫不掩饰地拜物的同时又声称对物质毫不在乎。虽然青春片并非全部如此，但遗憾的是为流量而流量的作品加强了关于青春的某种“刻板印象”——即青春是任性的，“疼痛”是矫情的，甚至是愚蠢的，因为这种疼痛迟早会过去；青春是冲动的、需要矫正的，等等。
但这种认知显然是有问题的。或许还得回到卢梭那个经典的问题上：什么是儿童？卢梭认为，儿童不是“小大人”，他是“自然人”，有着人的尊严和权利，有自己独立的生活与世界，实际上他们最有可能成为自然整合的个体。这是卢梭一个伟大的发现。卢梭之前，比如笛卡尔则认为，儿童期不过是从狗到人的一个过渡阶段，为了得到人的资格，就必须毫不犹豫地对这个阶段进行驯化和惩戒。似乎迄今也有大量成年人持有这种观点。
与此相应的是另一个谬误，即把孩子当成“小天使”，假设他们是全然无辜的，他们承担了成年人世界的罪。然而这种想法本来就是自私的，是成年人某种深层心理的掩饰。这也是为什么影视作品喜欢用孩子的眼泪博取观众的原因。假如我们理解弗洛伊德的那个观点，即童年是在欲望中并由欲望通过在客体表达中的欢愉的实践对主体进行构建的情境，就可以明白，认识到儿童的真实世界会令相当部分的成人恐慌，所以他们宁愿不去了解。但是这种儿童的真实也意味着，他们在第一次看到不公正的时候会产生痛苦的反应。因为不公正是“不自然”的，但成人往往用“成熟”去掩盖它，这才是扭曲的做法。
青春期本来就是“疼痛”的，它是“童年过后一百天”。这个阶段，孩子们开始探索实践各种欲望，疼痛来自真实对想象的挫败感。通常，没有孩子像卢梭笔下的爱弥儿那样经过训练，能够维护自己身上的“自然”，他们也会因疼痛就走向极端。但是作为社会规训的执行者，成人并不知道如何处理。
“我想改变”
今年俄罗斯影展的一大特点是，从导演到制片人、演员都已经是年轻一代人，且女性电影人占了半壁江山。对于还持有某种怀旧心态的观众来说，这些电影肯定有陌生感。另一个特点是，这些影片不再讲述大城市的精英生活故事，而是外省的小城故事。这里没有古典文学，没有芭蕾舞，没有什么光鲜亮丽的生活，而是沉闷、暗淡的。
亚历山大·亨特导演的《迷失季节》在国际电影节上已经斩获了多个奖项。不少影迷认为，这部影片很多地方让人想起戈达尔的《法外之徒》或奥利佛·斯通的《天生杀人狂》，抑或《雌雄大盗》。或许有一些电影语言的“致敬”，但从根本上说它们是不同的。
《迷失季节》不是一部关于反社会人格与主流社会的对抗——这些经典影片里的主人公显然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而《迷失季节》是孩子的悲剧，他们在试探，在摸索，以至于最后走向毁灭。最重要的不同在于，《迷失季节》始终有一个隐藏的声音铺陈在底色中，这个声音叫“我想改变”。主人公，中学生萨沙在影片中表达了好几次。《我想改变》是苏联著名的摇滚偶像维克多·崔的一首歌，在俄语区算得上家喻户晓。这首歌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当时苏联社会情绪的“声音”，是对保守、滞后、陈旧的不满。《迷失季节》一片在俄罗斯本土赢得广泛好评，这种潜在的、渴求改变的声音或许也引发了观众的共鸣。
《迷失季节》的故事改编自真实案例。它讲的是某城市两个十五六岁的小情侣离家出走，处于青春叛逆期的他们到处搞破坏，最终走上了持枪伤人，男孩被击毙，女孩随即自杀的不归路。但导演没有将其作为青少年犯罪片处理，而是试图探讨更深刻的问题。表面看来，这个故事是传统的俄式“父与子”的代际冲突。影片用几个孩子的访谈纪录片开场，通过他们的讲述，我们了解到他们与父辈深深的鸿沟：他们的家长对他们漠不关心，酗酒、颓废，惯于以暴力手段解决问题，三观陈旧，带给他们的不是惊喜而是惊吓……仿佛他们的这一代“爹”与世界脱了节。
但导演并不是按照青少年家庭教育问题的思路去创作的。男女主人公的家长甚至也谈不上有什么可指摘的。主人公都是在父亲缺失的家庭长大的。女孩萨沙有一个当警察的继父，男孩丹尼尔则是单亲家庭的孩子。萨沙的继父尽管与下一代沟通总是失败的，但对她的照料甚至可以说很尽职了；他在执法中也显示了有底线的一面，并不是什么“负面人物”。丹尼尔的母亲似乎对儿子有较强的控制欲，但在单亲母子共生的家庭里这并不奇怪。影片并不意图渲染对立——前半部分好像《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后半部分则类似《韩赛尔与格蕾特：女巫猎人》。
《迷失季节》的特殊之处在于，少女萨沙被赋予了较强的主体意识。她对社会的停滞不前、缺乏活力是敏感的，无法忍受生活的平庸。曾经独立好强的母亲再婚后，成了一个“只想拥有宜家沙发的女人”；小城日常存在的停滞，周围的死水一潭，与她被激进思想激发起来的理想主义之间的撕裂，成为她“青春疼痛”的主要动因。
影片中有个重要的桥段，这两个孩子假装记者采访过往行人：“你满意自己的生活吗？你想做出改变吗？”回答他们的有老人，有学生，有中年人——他们都不满意自己的生活，不理解为什么生活日益不易，但又觉得自己改变不了什么，只能忍耐……这两个孩子于是开始干各种出格的事情，先是在餐厅大叫，然后逐步升级。这种挑衅当中本来就带着一种挑战的、理想主义的意味。甚至在逃亡之路上，他们产生的爱情也不乏动人之处，非常纯净。这也是为什么影片最后一镜是令人回味的：小情侣饮弹后，越来越多的人从森林深处走到前景，直视着观众，仿佛在质询着什么。这些面孔呈现出一种整体特征，即“年轻一代”。
“拟像”殖民
菲利普·尤里耶夫的《捕鲸男孩》则书写了另一种“青春疼痛”。和美国阿拉斯加仅相隔白令海峡的楚科奇地区，地广人稀，气候苦寒，当地原住民世世代代以捕鱼为业，而捕鲸是其中一大产业。男孩廖什卡早早加入了捕鲸行列，和爷爷相依为命。但是这里并非简单浪漫想象中的生态乌托邦，生活是清苦的，也是寂寞无聊的。
对于这些渔夫来说，为数不多的娱乐是互联网上的“房间”，即网络色情。不过其中的特点是，这些“房间”里的“网红”并非真正在“直播”，是无法互动的，她只是在表演。情窦初开的廖什卡被第一眼看到的姑娘击中，并马上爱上了她，对她产生了一种单纯的迷恋。在初恋男孩的脑海中，将这个网络上的姑娘的撩拨看作仅仅对他自己的，认为她也爱上了自己。他甚至找到了这个女孩的邮箱，知道她在美国底特律，甚至为她学了几句简单的英语，和诋毁她的人决一死战，甚至可能因此误杀了自己的朋友。这个事件促使他偷渡阿拉斯加，去底特律找“她”。但接下来的情节可能都是一种幻象：在海的另一边他见到了巨大的鲸鱼的森森白骨，影片在一个变焦镜头后仿佛告诉我们，这个利维坦是男孩的噩梦，他并没有真实离开过家乡，小伙伴也没有死去，只是受了伤——即使这个结尾，可能也只是一个美好的梦。
男孩的疼痛是“超真实”的。这是前现代的淳朴遭遇后现代的虚像时必然会感受到无法承受之轻。这部影片显示出的真实之处在于，楚科奇地区不再被呈现为民族志纪录片式的“淳朴”。相反，作为全球生态链条上的重要一环，这里早已被破坏，而且早已是全球消费主义景观的一个部分。这些“直播”作为“拟像”，用视觉图像对身体深处的冲动和欲望进行殖民。通过对身体和欲望的控制，实现一种更高版本的规训。而这个男孩的“青春疼痛”如果说更令我们触动，主要在于只有他相信那是真的；而那些嘲笑他的人，也并不是因为比他高明。因为他们并没有想过，拟像早已悄悄重新定义了他们的情感关系，而且是不可逆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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